《犯了戒》:全面解读费迪南.冯.席拉赫

《犯了戒》:全面解读费迪南.冯.席拉赫

  二○○九年,四十五岁的费迪南.冯.席拉赫凭着第一本短篇小说《罪行》横空出世,此后厚积薄发,一年一本新作:《罪咎》、第一部长篇小说《谁无罪》、限定发售的三篇故事集《卡尔.通贝格的圣诞夜》、第二部长篇小说《犯了戒》、散文集《可触碰的尊严》,本本畅销。

纳粹菁英的后生者,有话要说,如鲠在喉

  作为德国顶级刑事辩护律师,席拉赫执业二十年,经手超过七百个刑案。他曾经在审理前东德第一党书记何内克案时担任助理,也当过下令射杀柏林围墙逃离者的最高负责人君特.沙博夫斯基辩护律师。和毒枭与杀人犯打交道、探监、读档案是席拉赫的日常生活。在文坛上暴享盛名,媒体访谈邀约不断,固然改变了他的作息,他乐见这一切变化却并不真的在意,甚至对正反书评也只是抿嘴一笑,他享受的是写作本身。司法刑事圈对文坛陌生,平行的两个世界让席拉赫安于双重生涯。他习惯在深夜写作,形形种种的案件并不是他猎奇心态下的光怪陆离。在他笔下,人活在世如履薄冰,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不管是审判者还是被审判者,人人都可能一步跌入深渊。这些在薄冰上的暗夜魅行者,让他有话要说,如鲠在喉。

  席拉赫厚积薄发的源头不仅出自他的职业生涯,也出自他特殊的家庭背景。

《犯了戒》:全面解读费迪南.冯.席拉赫

  他的祖父巴度・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纳粹时代的帝国青年导师,纳粹后期在维也纳负责运送犹太人进集中营,经纽伦堡大审被判刑二十年。他的祖母汉瑞特(Henriette von Schirach)是希特勒御用摄影师汉瑞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女儿,婚前担任希特勒私人秘书,本身是作家。而希特勒手势的影像在现代不断透过各种媒介複製再现,却很少人记得,这影像出自席拉赫的外曾祖父之手。当年只有霍夫曼这位摄影师获准可以近距离靠近希特勒。

  霍夫曼主导了一九三○年代纳粹政权对艺术的检肃,单他经手的案件就查禁了七百多件艺术作品,许多艺术家因此遭到迫害。他也参与了海外艺术品的掠夺计画,在纽伦堡大审时被判刑六年,没收了他所有的艺术收藏品。出狱后,霍夫曼不断和联邦政府打官司,以查无实据、来源不可考的理由,夺回了部分收藏。而席拉赫的叔叔理查(Richard von Schirach)是汉学家,研究徐志摩和新月诗派,翻译出版了溥仪自传,最后成了《末代皇帝》的电影脚本。巴度坐监时,理查在严格的规定下定期探访父亲。档案解密后,官方交还巴度上千封狱中书信,理查凭此写了父亲的传记《父亲的阴影》(Der Schatten meines Vaters),并于二○○五年出版。这本书让德国社会首次公开面对纳粹高层和他们后代在战后的生活以及心路历程。席拉赫家族属于汤玛斯‧曼笔下的那种德意志的文化菁英阶级,出过法官、学者、历史学家、出版人,有着高尚的美感品味,读歌德、听巴哈。

  两岁时,席拉赫的祖父出狱返家,不仅是家族大事也是焦点新闻,而他所有关于祖父出狱的记忆都来自家族照片和口耳传说。席拉赫的童年生活自成一个世界,打猎钓鱼,大人无暇顾及小孩,大部分时间他孤单而沉默。祖父也是沉默的,儘管和孙子也会和乐地下棋散步,但仍是个无法承欢的迟缓老人。巴度最后选择了独居,离开家时,甚至没有向孙子正式告别,留下一抹无法说出再见的残影。祖父移居不久,席拉赫就被送进耶稣会寄宿学校,从十岁起待到高中会考结束。在那里,纳粹高官和反纳粹革命者的后代同聚一堂,一直到很大以后,席拉赫才明白自己有着完全不寻常的成长过程。席拉赫就读法律系时,精研纽伦堡大审文件,特别是有关亲族的档案。对那时代运作的机制,他想找出连历史学家也无法答尽的奥秘。

  他不了解祖父。晚近,祖父的种种才终于不再是家族里的禁忌话题。席拉赫曾自我解嘲地说,身在这种家族里的优势是讨论纳粹的幽暗,无须绕道假借他人。文坛成名后,他依然无法回答媒体任何关于祖父的提问。席拉赫无法理解祖父在认识希特勒之后的转变与抉择,居然可以容忍帝国烧书;更不理解祖父的陈述:「运送犹太人,是我对欧洲文化的贡献。」这是什幺样的犯罪概念?以国家机器之力,高度组织化,有效率地执行灭种屠杀,冷血而精準,完全自觉自知,这种罪行与他经手的刑事罪犯完全不同层次。他不真的认识他。背着这样的姓氏,席拉赫选择了刑事辩护,泅泳在罪责愧疚、人性之恶与尊严的辩证探索,不论自觉与否,都是势之所然。高门罪家的后生者,伸手探进灰烬里,在恶之华的余温中,触摸人存在的底蕴,理解罪的本质。对这一切,他有话要说,如鲠在喉。

正义,依然是生命里那些裂痕的、破碎的、剥落的唯一救赎

  席拉赫的小说在出版市场上不容易归类,可以是推理小说,也可以是犯罪小说,但是最好的分类就是独一无二的法律小说。和一般推理小说不同,席拉赫用以开展故事的轴线不是「谁杀的」,而是「为什幺」。在承平社会看似突兀的谋杀,往往动机早存在于生命之中,层层累积,迫使犯罪者在生命转折点只能如此这般的选择。席拉赫探问的正是那些非如此不可的生命底色。

  同样问向存在本质,《我愿意为妳朗读》的作者徐林克出身法律世家,对受害者有较多的琢磨,相较下席拉赫对罪责与愧疚吞噬人心的黑暗力量有更深层的体会。而不少犯罪小说作者,对杀人与被杀这回事并不真正理解,容易以大量细节来填充细缝。席拉赫的故事并不是为了彰显犯罪而写,写得简,是因为深知罪行本身的重量。他极简的文字肌理,一如其人的矜持,始终保持着一点清冷的距离感。距离,是为留下余裕去逼视罪与恶。而他的距离却始终带着温度,即便逼着你无法眨眼。

  罪恶与正义是一体双生,逼视罪恶的同时也必然问向正义。一旦问了正义,也必然遇上事实(Wirklichkeit)与真相/真理(Wahrheit)这一组孪生子。

  当信仰逐渐归隐,进入了私领域,教会成了社会福利机构,现代社会辨识事实、定夺真理的公共机制,只剩下刑事法庭。我们想像法庭能够青天明鑒审判生者死者,期待法庭还给世间公平正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法则被挤出了殿堂,个人的愤怒与仇恨,受伤的与被折辱的,在其中被驯化,我们因此而文明。但是啊,现代刑事诉讼法庭并不让人忏悔告解,在它面前的事实并不等同于真理;它追求正义,但并不反映在每个案件的攻防上;它审判,但并不对真理说嘴;它只作为过滤器,审视每个陈述是否有瑕疵,所有证据是否符合诉讼要件,它彰显的正义是在刑事诉讼规範下,透过诉讼技巧赢得来的正义。席拉赫藉着罪行的多面性,反覆辩证现代刑事诉讼的侷限,甚至是无能。即便如此,这套诉讼系统依然是从启蒙运动以来,最强悍的人为造作。在罪恶深处,它显得如此无力,却还是现代人唯一的凭藉。我们最终得依赖它来量度罪行,靠它释放出救赎的可能。席拉赫的故事不只是推理也不只是犯罪,正是对诉讼本身的穷究与反省,才更凸显了法律小说的精微处。

  席拉赫的书名皆有所指涉,故事铺陈呼应着标题。第一本小说《罪行》的德文是「Verbrechen」,作为名词是罪行,作为小写的动词是破坏,破坏了法律、誓言、道义等。而第二本《罪咎》的原书名「Schuld」,在中文里不容易精準地尽包其意,它同样表达犯了恶行,但是跟良心有关,隐含了应该与之对应的某种负责之意,因而这恶行同时还带着愧疚亏欠的意味。在第二本的故事里,席拉赫对良心煎熬的恶行琢磨得比较深。第三本长篇故事,揉合了「Verbrechen」与「Schuld」两者,纠葛凶猛。甚至可以说,席拉赫短篇小说是在为这个有点自传背景的大故事练笔。

  短篇故事里的元素,性别的、阶级的、社会文化的、爱与嫉妒、爱与爱的消逝、善恶纠结,善恶在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的、操纵司法的和被司法操纵的,每个元素张力饱满地在《谁无罪》的柯里尼谋杀案里开展。席拉赫在故事里诘问:放进时间因素以后,善恶还是一样的善恶吗?事过境迁,时代轮转会改变善恶的本质吗?恶行罪咎会因之后的善念善德而成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範吗?那成佛之前的恶还是不是恶呢?一旦席拉赫问了恶行罪咎与时间竞逐的关係,就不能满足于短篇小说的规模,短篇可以简笔勾勒,却不容易处理时间的曲折。写作者总是难以抗拒长篇结构的诱惑。

  柯里尼谋杀案的书写结构是一种相互对照的赋格形式。辩护律师与凶手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两段无忧少年,各有姊姊,都是各自生命里的女性原型。故事里两个暴力案,一是遭四枪处决的慈善老者,一是枪决队下手残酷的尸体群。老少律师在法庭上攻防,两人有着相同的坚持,却因资历差异而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诠释。所有的对比透过时间面向相互问答,彼此呼应。法律剥夺的正义,最后还是在法庭里让正义得以彰显。柯里尼报的是血仇,对仇人也是对自己,对时代也是对法律系统,而人间法律终究无法定夺血仇的分量。柯里尼自杀后,留给年轻律师自己珍藏多年唯一一张亲姊十二岁无忧的照片。故事推演到这里,读者才惊觉,柯里尼一生对姊姊抱着多深的亏欠与愧疚感,唯死方了。再多的正义都无法回归年少时的纯真与幸福,那种失落是永远不可补偿、不可替代的,所有人只能背着破碎走下去。如履薄冰。

  《谁无罪》的力道,并不仅止于此。席拉赫用这个故事鞭挞了战后德国司法系统的伪善。故事终场的法庭攻防围绕在一九六八学运年代联邦议会通过的《秩序违反法施行细则》。这条法律让纳粹书桌正犯不仅逃过了追诉,还能平步青云进入政府机构,继续在不同部门主导决策。不仅如此,这法案通过的方式,足以说明司法行政系统的轻率与怠惰,一如纳粹时的官僚系统,一条条法律文件走过一张张桌上的官印,每个看似不起眼的法规命令,累积起来却成了制度之恶、国家之罪。这正是汉娜.鄂兰所揭露的平庸之恶,依然继续生根发芽。

  纳粹旧势力的还魂再生在战后德国社会一直是个不可言说的禁忌,而席拉赫揭穿了转型正义里最骯髒黑暗的角落。他说,关于罪,战后我们的反省还是失败的。这是第一线法律人多幺艰难的吶喊!这本小说出版后,德国联邦司法部颜面尽失,开始重新审理司法内部与纳粹相关的法案和人事关係,但能有多大程度的拨乱反正,没人能预测。虽然我们笃信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即退位的理论,但是,当我们知道一点作者的身家背景,哪怕只是一点点,都会被其中鞭挞的力道所震慑住。书里最后一个对话:纳粹战犯的孙女问:「我也算在他们里面吗?」年轻的辩护律师说:「不,妳就是妳。」这沉重的问答,就是席拉赫萦绕在心的提问,也是对自己最后的回答。

  席拉赫多次表示,作为纳粹战犯之孙,他并没有罪行,但是有责任。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以一个故事还了历史之债。最终,正义依然是生命里那些裂痕的、破碎的、剥落的唯一救赎。不管以什幺形式。

《犯了戒》:每个以善之名的为恶者,在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正义天平

  当我们以为席拉赫是沉重而暗黑的,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一样,因为暴力无所不在而让人对世间绝望,他却在重重恶行罪咎围成的死巷中,突然给了一个出口,让人逃离崩溃的深渊。他第二部长篇小说《犯了戒》出版后,引起评价两极的讨论。

《犯了戒》:全面解读费迪南.冯.席拉赫

  席拉赫改变了叙事策略。相对于之前的作品,在《犯了戒》这部长篇中,席拉赫不再用辩护律师的视角来推动故事的进展,而是慢火细炖主角瑟巴。和《谁无罪》的辩护律师李宁一样,瑟巴有着破碎的童年,长成一个孤寂的摄影师,两个主角都分享了作者自传里的特徵。特别的是,瑟巴和法国作曲家梅湘一样,有色彩联觉的能力,这让他看到的世界和别人不同,在他眼中,事物除了一般看得见的,还有别人无法理解的另一层色彩。到了中学时,他的色彩联觉能力提高到了幻视,可以悠然地与希腊神话英雄闲聊。对瑟巴来说,别人无比确定的真实,他都必须怀疑,反之亦然。他对世界的认知极度不稳定,却对事物的真实本相有着敏锐的穿透力,特别是对受伤的灵魂。席拉赫利用瑟巴的色彩联觉将故事以三原色绿、红、蓝,外加白色来分段,但千万别用习以为常的颜色意涵来解读颜色里的故事,那是瑟巴的色彩联觉,也只能是他的。

  即便瑟巴有着奇特的能力,隔断了与人正常的沟通,特别是和母亲绝缘,却能和父亲紧密连繫,跟着父亲打猎是他成长过程中少有的幸福时光。绿色是他父亲的颜色,苍白的青绿色,从童年起,瑟巴就染上了这个颜色,一直难以褪去。他的混乱是从父亲用枪打爆了自己的头之后开始的,特别是,父亲自杀稍早前对他说:「有你在,真好。」瑟巴的摄影职业生涯非常成功,但他对艺术本身却没有野心,他只想透过摄影创造出属于自己安定有序的世界,追求美只是为了解决困扰他的事实与真相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和父亲的自杀紧紧扣合。父亲打爆头的场景,真实得太过像幻境,却又实实在在让他背负着歉疚的罪恶感。他在十二岁时曾经克服了恐惧,独自翻山越岭,自以为成功地救回了父亲,而这一次他却救援不及,只一次,就这一次。

  如果事实是指人的感官可以掌握的事物和现象,而真相是指在特定的观点下有特定关联的一种整体,有幻视和色彩联觉的瑟巴,如何理解事实和真相的差别?如何确定他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是真实还是虚幻?观看,其实是一种自我对话。我看到的、我能看到的、我愿意看到的,既呈现也决定了我的存在方式。在遇见苏菲亚之前,瑟巴以黑白方式透视被隐藏的伤痕。因为苏菲亚,瑟巴第一次兴起与人建立关係的念头。而当所有的模特儿成了无脸人,他意识到新的关係让自己站在十字路口,茫然无措,过往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旧的生存姿态,都面临了挑战。他去看了〈海边的僧侣〉,想从中得些指引,结果依然只看到无边孤寂的背影,僧侣永远以背示人,让瑟巴仅仅联想到割掉眼皮的眼睑。

  透过哥雅的玛哈,苏菲亚向瑟巴展示了另一种释放感官力量、带着世俗渴望的双双凝视。哥雅是少数能纵横现实与梦境,理解其中理性与魔性双生的先驱者,他知道人间爱欲的本质,也体认过梦魇催人成魔的力量。哥雅在三十岁左右画出裸体与穿衣的玛哈,画与被画,看与被看都是风华正茂。瑟巴眼中的玛哈不是谁,玛哈就是躺在那里的玛哈,血肉饱满,充满了实在的诱惑。自此,他从凝视僧侣背影的海边走开,从寂静的黑白人像走向了世俗人间的感官世界。他以〈玛哈的男人〉回应了苏菲亚凝视的邀约,以苏菲亚的方式回应了苏菲亚,这是她的玛哈。苏菲亚知道这是她的,不是他的,这样是不行的;瑟巴得找到一种更根本看的方式,才能真正回应苏菲亚的邀约。这回,瑟巴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回应。

  瑟巴一度以为他能确定的真实是一种中介均衡,就像白是各色加叠而成的均衡,这是他的感知能掌握到最不混乱的真。他在罗马的装置艺术里面的主角,可以是任何人,但也不是任何人,瑟巴以为这就是他的玛哈,均衡对称,通透无瑕;可是瑟巴不在这无瑕里,他始终把自己孤立在所有之外,因为他从来就不均衡对称。直到瑟巴从另外一个有着M型嘴形女孩的眼睛中看到自己时,才知道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三原色,混进他的白色世界。那一刻,他意识到开启真正白色的可能,就只缺一场确认的试炼。

  前面提过,现代社会里对辨识事实要求最高的机制是法庭,于是,为了完成最后的确认,席拉赫安排了他的主角挑战法庭对事实与真相的鑒别力。既然自己是一切事实和真相混淆的来源,就该以身试法,探问何谓真相/真实,艺术里的真、法庭里的真,和他自己世界里的真,到底有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逼近真相的同时,是否也就接近了最终的救赎?

  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没有尸体的谋杀案。

  警方有了一通匿名报案电话,有了血衣,有了性虐待的工具,有了解剖尸体的锯头,还有一辆带了血迹的车子。所有证据指向瑟巴,他被当作谋杀嫌疑犯告上法庭。但是没有尸体。

  席拉赫细腻地呈现了检警在日常中如何处理案件的过程。检方和警方靠着经验,其实更多是先入为主地敲打出法庭里的真。席拉赫在这里利用刑求追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出于正义的善,就能容忍另一种自以为小的恶吗?手段的恶,能真的完善最后的正义吗?真实是可以用威逼胁迫的手段掌握到的吗?如果刑求可以得到事实,那幺这是什幺样的事实?瑟巴甘心情愿地接受了刑求,虽然不在他的预设里,但是连哥雅都曾经为了他的玛哈受到宗教法庭的审讯,为什幺他不能。肉体遭受刑求与心灵的自我鞭剳,哪种更煎熬,哪种更能逼近真相,获得释放与拯救的力量?只可惜哥雅的这场审讯没有留下只字片语,没人知道传说哥雅可以和魔鬼沟通是否正是因为经历了那场庭讯,人们只看到哥雅晚年梦魇与真实交错的力量,和他死前在墙上留下谜样般的一生告解。

  席拉赫用心铺排、反覆辩证的是,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放在一起,并不会自动成为真相。所有证据,如果缺少了彼此整体的关联性,依然不是所谓的真相。真相是希腊神话里的美杜莎,不能逼视,就像我们讨论的事实,常常不是事实本身,我们只看到我们以为的真相,只说我们以为的事实。法庭不是艺术场域,艺术家可以不断质疑,你以为你看到的是真相?你以为你说出来的是真相?你以为你所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一切你以为的真相,其实是透过大量图像和细节拼贴出来的。真相是什幺?拆穿所有真相的镜像折射,依然未必能达到真实之境。

  但是,在法庭上,无论多幺彻底的怀疑论者,仍然要在一定的规範下,对事实作出判断,推敲出真相,当事者是人还是人偶或是机器都无关要紧,只问呈堂的证据是否符合诉讼要件。德国刑事诉讼发展到极致,辩护律师甚至会主动拒绝知道当事人是否真的杀了人犯了罪,只为在诉讼过程中保持绝对的中立。他们刻意避免扮演上帝的角色,也不想成为牧师作为犯罪者告解的对象。这是现代刑事诉讼最大的弔诡,所有的罪行都是人出于人性所犯下的,而审判却可以抽离活生生的施为者。法庭审判度量罪行,但不赦免,人的良心从上帝手中取回,就得永远自己背负着。这是罪咎,只在于人心而不归于人事,这是席拉赫最核心的辩证。席拉赫说过,我所为之辩护的从来都不是罪行本身,而是人,与人性。席拉赫从刑求切入,让读者见识到法庭里如何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重建真相。对瑟巴来说,既然都是重构事物与事物的关联,那幺自己奇特的感官认知所建构出来的世界,儘管有着不同的关联方式,也该为真,无关乎他是怎幺样的人,也无关乎他背负了多深的亏欠与愧疚。他透过法庭通过了自我试炼,而他的良心无从赦免,只能自我宽宥、自我和解。

  席拉赫用很长的篇幅塑造了一个典型辩护律师的类型,一个可以敏锐地分辨事实与真相的差异、正义与道德区别的律师,然后用一个很小的细节,凸显了这位辩护律师的秃鹰性格。这个辩护律师对此案如此饥求,并不是为了真相与正义,而是因为审讯过程中的刑求,他可以借此和检警大干一场。这是法律人以正义之名玩的自家游戏。对此,被席拉赫视为偶像,威玛时代法律小说的先行者马克思.艾斯贝格(Max Alsberg)在一九三○年写过一句警语:「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在真相面前必须抑制自己的雀跃和意气风发。」然而并不是每个辩护律师、每个人都可以在真相面前时时慎行。

  故事里两个死亡,一真一假,真的死亡让瑟巴自我囚禁,而透过假的死亡让他对真的死亡释怀。就像拼图,瑟巴找到了父亲死亡真相最后一块碎片,那条充满荆棘的救赎之路终于走到尽头,他在尽头处看到自己认知世界中的秩序感,丑陋的、乖张的、歧出的,各安其位。瑟巴有着破碎的童年,糟糕的母子关係,鄙俗而劣质的继父;他分不清事实与真相,抱着对父亲死亡的愧疚感孤寂地活着,无能建立亲密关係,儘管事业成功,却脆弱得随时会掉入深渊,成为真正的罪犯。最终他找到了一个不完美,但「就是如此了」的方式安顿下来。

  本书的原名「Tabu」中文意思是「禁忌」,我们日常不会做的、不喜欢的、无法接受的、世俗不容的,故事里都出现了;爸爸偷情又自杀,儿子玩了一场行动艺术挑战司法界的自以为是,而老警探明知不可刑求,还是下了手,检察官明知刑求会坏了案子,还是纵容了。每个以善之名的为恶者,在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正义天平。席拉赫在短篇小说里,还会忍不住跳出来企图解释些什幺,但在这本小说里,他靠情节、对话和细节去发展故事,透过各种小安排,让「只能是苏菲亚」这个动机反覆出现,使得瑟巴改变调性的强度不断增加,最后走完救赎之路,终究苏菲亚在那个白色世界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其中,席拉赫安排瑟巴在刚与苏菲亚建立起关係时,独自一人去看了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派大师卡斯帕・大卫・弗列德里希〈海边的僧侣〉。弗列德里希曾表示过:「我不会屈从于时代的要求,我只会给自己一个茧,交给时间,看它变成蝴蝶还是一只空壳。」这幅画表现出了浪漫主义画出内心风景的极致要求。席拉赫只用这一幅画,便写尽瑟巴在那个人生转折点上的况味,这是完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精采设计。最后,又用堤香来点破以身试法的自我试炼。故事里,席拉赫对环境细节的描写,细腻而多层次,有如文艺复兴晚期长距离的全景静物画。

  这是一本关于爱与救赎的故事。当你看完这本书,如果像《时代週报》书评记者一样,认为席拉赫根本不会说故事,那幺请再看第二遍,因为这个故事值得,甚至第三遍。

  翻译文学作品是一条比写作更寂寞的路,掌声属于作者,物质报酬不成比例,唯一回馈译者的是让人沉浸进去着魔的作品,席拉赫的小说正是这种让译者痛苦并快乐着的逸品。他文字清简、用字精确,如果译者不讲究,很容易译出非常乾扁的作品,而这一系列的中文翻译者薛文瑜译出了他那种极简风格,饱满而张力十足,没有多余的赘字。只有老手才有这样的经验和功力,驾驭得游刃有余。中文读者有幸透过她认识席拉赫笔下的世界。

(本文为《犯了戒》中文版导读)

书籍资讯

书名:《犯了戒》Tabu

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

出版:先觉